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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之一是刚健有为,是主动的。《周易大传》的主要思想是“有为以合天“,这一思想既不同于老庄的“自然无为”,又有别于荀子的“官天地役万物”;两汉儒家继续这一思想;魏晋时期,老庄“自然无为”之说复炽,阮籍,嵇康,王弼等人大畅玄风,此时佛教乘虚而入并推波助浪;隋唐时期,儒门淡薄,对当时社会上实际奉行的刚健有为原则缺乏深刻的总结,较有意义的只有刘禹锡提出的“天人交相胜说”。由于佛教昌炽,隋唐时期社会刚健有为之风在思想领域里的反映主要体现在佛教哲学中。魏晋时期之佛学依傍玄学,尚大讲”柔静无为“。但到了隋唐,佛学受中国主动思想的影响,力求将佛教教义修正得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对此冯友兰先生曾有段精辟的评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乃佛教中之三法印。涅槃释言圆寂,佛之最高境界,乃永寂不动;但中国人又注重人之活动。儒家所说的最高境界,亦于活动中求最高境界也。故中国人之讲佛学者,多以为佛之境界并非永寂不动。即所谓”寂而恒照,照而恒寂“。”;查一下隋唐佛学,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皆不例外。可以说佛教的本质是消极的,但隋唐社会生活中刚健有为之风的强大力量,迫使佛教这样主张消极出世的宗教也不得不改变其理论形式。弄清了这些,你也许就能明白,李白,杜甫这些积极用世诗人的价值所在,相信就不会用佛教的哲学思想去诟病李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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