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国诗词队伍已有百万之众,以每人每年发表一首诗计算,一年的产量就是唐诗的二十多倍。这能说是繁荣吗?不能。诗词创作的繁荣,只能靠好诗来维持。用套话废话写出来的诗,再多也没用。有人说全唐诗也不见得首首都好,用《唐诗别裁》和唐诗三百首作标准看,这是实事。但全唐诗中不算怎么好的诗,起码也是可读的,而他一好起来就好得不得了。我们现在写的东西,绝大部分都不堪一读,好诗真是寥若晨星,即使上了我们认为好的这个档次,也只在全唐诗那个五万首的大范围内,离优秀之作还差得远呢,更不要说精绝之作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状,这现状令人担忧。分析原因,一是不少诗人内功夫太差;一是不少人陷入误区。诗内功夫差,只能通过学习传统来解决,本文暂不涉及。陷入误区,则要当头棒喝,使之惊醒。
一.、应制诗过于泛滥。几乎每本诗刊一翻开就是这种东西。五一、十一、他例写;百岁诞辰、百年忌日他大写;五十周年纪念、六十周年大庆他猛写。这在新诗界叫做节日诗人,基本上都被挤出诗坛了。可是旧诗界还乐此不疲,更有出专辑表示重视的。这类诗纯属表态,基本上都是套话废话,除了作者名字不同之外,很难看出有什么区别。甚至十年前十年后的话都一样,可以任意挪动,恐怕不好说是诗。另一类就是所谓大题材,谁来访了,谁上天了,谁成十佳了,谁为十恶,每事都要评论,跟报纸上的话差不多,只不过换成韵语罢了。这类诗看似有内容,实则空洞无物,干巴巴地一点诗味都没有。须知诗是作者的心灵歌唱,重要节日,重大事件,不一定都能触发作者的创作冲动。诗有独特的视角,也不一定都要与报纸相吻合。翻一番毛泽东的诗,很快就会发现,他一生中没写过一次国庆节、一次党代会。毛是行家,他深知这种题材很难写好,所以干脆不写。像开国大典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也不写。倒是大典之后看晚会,他读了柳亚子的贺诗,兴趣来了连夜和了一首《浣溪沙》。作者的创作冲动就是怪,你想写的时候它不来,你不想写诗时它来找你了,一点也勉强不得。当然也不能说这类诗就不能写,要是具备一下条件,也是可以写得好:(一)你必须占有十分独特具体的材料。如:陈仁德偶然访问到一位大刀劈过鬼子的抗日英雄,世人还不知道,他很激动,觉得非宣扬出来不可,于是奋笔疾书写成了《大刀行》。(二)你必须找到宣泄自己感情的特殊载体。香港回归时,编辑部收到大量稿件,差不多都是“百年痛史说从头”一类的套话诗,只有陈振东的不同凡响:“当年炮火震渔村,爆竹今朝万户闻。同是硝烟长不散,两番心事最撩人。”为什么?因为作者突然找到了寄托自己感情的特殊载体--硝烟了,也就是找到诗眼了,自然就获得了生命力。(三)你必须充分展现你的个性。港澳回归时,王端诚无诗,过了很久,他偶然由珠海望澳门,却写出好诗来:“蓦地惊逢咫尺间,豪华果是梦中颜。我今来此无他愿,了却相思四百年!”一介书生的爱国热枕,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只能用隔海了望来表达。但这种“望望而已”却十分感人,因为他真,因为这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爱国的一种爱法,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总的来说,重要节日重大事件不好写,不必追风;除非它与作者在感情上“有干系”,才有可能出彩。那种“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写好写不好是水平问题”的评判标准,是针对发言稿而言的,绝对不属于文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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