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逸明诗作的哲理思维

化谷金青 · 发表于 2015-5-10 15:51

本帖最后由化谷金青于 2015-5-10 15:52 编辑

说来惭愧，对于当今著名诗人杨逸明先生，我直到今天捧读《古韵新风·杨逸明作品集》才领其风采。诗作如何？当然是好是优，一些名家已作了论说，很送了些桂冠。我不才却常写点评说，我写评论不喜追尾，更怕撞车，既要置喙，就必须说点名家们尚未说或虽说而未详的方面。那说什么呢？杨先生的一段话引发了我的话题。对于写诗当然也包括评诗，杨先生提出了一个“金字塔理论”，概言之，底层是技术面，如平仄粘对之类，中层是艺术层面，即意象意境语言之类，第三层即最高层是哲学层面。杨说这“包括诗人的见识、襟怀、思想……有了这个层面的内容，诗词给予人们的东西，可以比生活给予的更多”。我非常赞同这一标准，但我认为层面是指达到的层次，作诗填词不如说思维，杨先生在运用形象思维的同时融入了哲学思维，所以他的诗富于哲理。

说到诗中哲理，我们当然就会想到李商隐的“居高声自远，非是藉东风”、苏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王安石“不惧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及朱熹“问渠哪能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大家的名句。那么，杨先生写诗时是怎样进行哲理思维的呢？或者换言之他诗中的哲理味如何呢？

杨先生对诗中哲理的解说是诗人要有天人合一的精神，悲天悯地的情怀，要有对天下苍生的终极关怀。以此检验他的诗作，我们随时可以看到他忧国忧民忧天忧地的诗章。在一诗中他叹道“忧民忧国未曾休，今日堪忧到地球”，在《新世纪漫笔》中他说：“地球渐小难承重，人类虽尊莫擅权。我且不吟歌德句，春来先赋杞忧篇。”诗人目睹了太多糟糕现状，凭其哲理常识，透过表面看实质，越过今天看未来，发展地看，辩证地看，地球堪忧，人类堪忧，国亦堪忧！然而我们的主旋律是歌德，春风杨柳万千条，到处莺歌燕舞，诗坛则是“鲁颂皆登龙虎榜，楚骚不上凤凰台”（诗人朱帆语），谁还虑及地球！诗人其情沉，其语振聋发聩，启人思，有哲味。

其二是忧国忧民，痛心于社会分配不公、为官者腐败、人才埋没。诗人愤然叹道：“只今唯有中秋月，金屋蓬门一样圆。”（《中秋戏作》）在《题黄山》中感叹“人间多少黄山辈，未许排行五岳中”，在《春日遣兴》中愤而言道“至性至情宜养拙，学优则仕是迷途”。面对纷繁人世，他想到“水淡山轻韵自殊”（《海盐》），“素淡无求自有情”（《水仙花》），“闹市何妨达人居”（《自题新居》），“安得人心洗流水，在山不染出山清”（《青城山记游》），“浮生百味都如水，除却童年酒一卮”……他淡然看待生离死别，言道“红桑碧海等闲看”（《生日戏作》），“人自聚分星自转，寄言夸父不须追”（遣怀》）。他知足，虚怀若谷，清醒地认识到“人知渺小虔诚立，恰是襟怀博大时”（《长白山天池》）。对于所谓美丑，他借一美女山（“逼真裸体美难遮”）言道“君子不须轻诋诮，人间至圣是无邪”（《龙虎山仙女岩》），至圣之境的确是心“无邪”啊……这些诗句都凝聚着人世真谛，启人智慧阔人襟怀，诚然是醒世箴言。

论家说过，哲理诗必须从主旨上和总体上揭示某种人生哲理或宇宙哲理，又云哲理诗所言的哲理，实际上是高度升华的感情即“高情”。诗人杨逸明的这些哲理，与其说是理不如说是“高情”，是高度升华了的感情，是忧世抒愤的心语，是赤子之情，是诗家之语。诗终当是言志抒情的载体，不是解说抽象事理哲言的工具，杨先生写诗绝不是为了阐明哲理，诗中之“论”也不可能是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只是情不自禁地点及以明己之志，至于别人怎么理解，在诗人是不必多虑的。但是哲理诗也是诗，它要揭示人生哲理或宇宙哲理，就必须寓理于“象”和融理入“情”，此可谓本质特点。杨先生没有硬塞哲理于诗中，他的“论”是其诗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血脉的自然流动。比如《题黄山》前两句写其“云海空蒙气势雄，沉浮七十二奇峰”，出其雄奇秀丽，然而它名不在五岳之列，诗人因之不平，继而感叹“人间多少黄山辈，未许排行五岳中”。诗人是叹山，然“人间”两字一出，这诗意诗理就大大升华了。

总地来说，杨先生诗中的“哲”是融之于象诗味浓郁的，但也可能因太追求“哲味”有时竟忽略了融哲于象，如《与友人茶楼小聚，以诗送别》云：“不必相逢总恨迟，只应知足得相知。新茶片片添谈兴，旧曲声声惹梦思。世上崇高谁向往？心中淡泊共维持。人生易作天涯客，常是离时忆聚时。”这首诗人生况味很足，“人生易作天涯客，常是离时忆聚时”实在是至理哲言，但通首诗意象似乎淡了些，直说似乎多了些。见仁见智，我不惴浅陋，姑且实话实说。诗的最高境界诚然是跻身哲的层面或曰殿堂，但究竟怎样入其堂奥而又不落宋诗的窠臼，愿与杨先生及读者诸君探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