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阙是元代声名显赫的色目进士，杰出的诗文作家。诗文成就卓著，备受后人推崇。清人翁方纲评其诗：“余忠宣五言，卓有风骨，非同时诸家所可及。”陈垣认为：“马祖常外，西域文家厥推余阙。”作为少数民族诗人与文章家的余阙，已经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从上世纪末至今，研究余阙的期刊论文达六十多篇，学位论文近三十篇。笔者在系统阅读了有关余阙的文献后发现，在元末明初，人们说到余阙，谈论更多的，是他以江淮宣慰副使守安庆，与红巾军战，城破殉难的壮烈。在风化不行、道德缺失的元末，他的殉难形成强烈的冲击波，在士人阶层引起震撼。他殉难后，涌现了大量哀悼与赞颂的诗文，作者参与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作品积累之多，是极其罕见的。这种跨越元明朝代，不分民族，不分阶层的一致悼念与赞颂，以至于元明两朝都给予表彰与封赠，更是独一无二。这在元明之际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与文化现象，我们称之为余阙现象。这一现象背后蕴含极其丰富而又复杂的信息，转换视角，研究余阙现象，探讨余阙殉难在元末与明初，在各不同人群中似同而异的反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批评与道德反思，可能会获得对那个时代更丰富也更独特的认知。
一
余阙（1303-1358），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居河西武威，其父沙喇藏卜为官庐州做官，遂为庐州（今合肥）人。元统元年（1333）进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累迁浙东廉访司佥事。丁母忧归庐州。至正十一年（1351），兵起淮、颍，至正十二年（1352），起复为淮西宣慰副使，分兵守安庆。时江南诸地多已陷落，安庆城外皆敌栅，余阙临危受命，大筑城垒，修矛戟，缮甲厉兵，安民心，通商船，恢复生产，民力复苏。至正十七年（1357），拜淮南行省左丞。其间与敌激战百余次，而其所用不过兵民数千人。至正十八年（1358），赵普胜、陈友谅、祝寇围攻安庆，余阙率部坚守，终因寡不敌众，孤立无援，矢尽粮绝，城池失守，拔剑自刎，自沉于清水塘中。余阙殉难后，元廷追赠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谥文忠，封夏国公。明时改谥忠宣，追封豳国公。
余阙之死，引发出士人普遍的伤痛与哀思。据现存文献统计，自余阙死事至明洪武初，留有哀悼、追思、赞颂余阙诗文的作者达60人，作品约73篇。细读这些作品，会发现，在赞颂余阙人品节操的总基调下，承载有丰富而多样的蕴含。有人因其死而哀伤，有人却认为，余阙的全部价值，只在一死。有的作品中，余阙是有血有肉有情的人，而在另一些作品中，余阙只是一个励俗的符号。
真正为其死而伤痛的，是其亲旧、门人、同年、朋友。他们认识的余阙，是活生生的、情感相系的人。余阙生前，他们看到的是他守城的艰辛和孤立无助；余阙殉难，他们无法接受。在感情上，他们痛愤交加，痛亲人之逝，恨朝廷不救。吴去疾是余阙的弟子，他在悼念余阙的诗作中写道：
孤军百战六年强，救援终无一骑将。鼍鼓声沉天地老，龙光血渍旄倪伤。荒原风雨催残垒，断碣莓苔卧夕阳。白发门生荐苹藻，一声哀些泪沾裳。
孤军奋战六年，没有一兵一卒前来救援。在余阙孤军奋战的地方，面对夕阳下的残垒，想象当时的情景，吴氏伤心欲绝，因为在他看来，余阙是被自己效忠的朝廷抛弃了。“哀些”，让人想到楚辞，由此更感受他哀痛的深切与复杂。
说他们痛愤交加，愤的情绪更为激烈。余阙在安庆“七年戮力无间日”，为了大元朝，他鞠躬尽瘁，最终还是城陷殉国。余阙死了，在相知相亲的人看来，他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死的人，但就这么死去了。张绅写道：“丛林狐嗥楚氛起，胡马不饮长淮水。将军梦断玉门关，死作大龙山下鬼。”不该死的人为什么会死？因为朝廷不派援兵：“七年苦战守孤城，食尽无人发救兵。诸将赴河同日死，万家嚎地几人生！”真是人间大悲，天地同悲。“精诚贯白日，天子无援兵。”这十个字，是对“天子”的诛心之论。情感表达最为激烈的当属刘参谋，他在《舒州谣》中写，整个大元朝武备不修，城废无防，在一片懈怠中，只有余阙一人“仗钺来守舒”，但却无兵可用，只能“守备用白夫”。战争的结局，余阙的悲剧，是早已注定了。历来的英雄，都是悲剧的主角，又往往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成就了感天动地的大悲剧。余阙也不例外。刘参谋这首诗，前半部分用恶劣的环境、兵少粮乏、敌人气势汹汹极尽渲染，将强烈感情宣泄建立在理性观察基础上。 “王师不援百计疏，城中食尽官无储”两句，是观察与宣泄的过渡。感情的闸门一旦打开，情感的潮水便喷薄而出，在描述了余阙殉难的壮烈后，连用八个“大夫”：“大夫白骨行将枯，大夫赤心死不渝。大夫大节青史书，大夫遗像麒麟图。皇天后土有终极，大夫精灵无时无。哀哉！我生不能报大夫恩，死不能报大夫冤。但愿化作精卫魂，年年衔土为盖大夫坟。”造成撼神荡魄之势，将胸中的愤怒与悲哀，倾泻而出。这部分人与余阙相交相知，他们在意的是余阙的生命。生前不救，死后的封赠与表彰，都是没有意义的，也无法消解他们的愤恨。
也有一些作品似乎纯是哀悼的，但作者的深痛大悲，总让人感觉有其他成分，隐藏着难以言说的无奈与哀伤。郭奎，字子章，少时从余阙学诗问经，在朱元璋为吴国公时前往归附。他在余阙殉国数年后路过安庆，作《过皖城吊青阳先生》，对余阙无尽赞美：“维舟大江浒，揽梯登兹城。哲人不复见，黄鸟悲且鸣。高山尚岩岩，梁木何其倾。”余阙无疑应该如泰山岩岩，耸立天地间。但诗人眼前所见，却是余阙庙的梁木已倾颓，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个为国为民捐躯的英雄？如此萧条与落寞，让人伤心。余镛的挽诗写道：“阴霾夜吞小衡岳，天柱峰摧将星落。俄惊赤帜环城郭，坐见苍生犯锋锷。……大江浪涌风鸣悲，白日光磨天动色。开门突阵愤莫当，熊跑虎跃敢敌强。三军命逐鼓声绝，千里血染春风香。”读来感觉有些像《国殇》。汪叡，字仲鲁，曾向余阙学《易》。余阙殉国后，他 “率诸友生理其茔墓而致祭”，作《七哀辞》：“吊遗踪而询故老兮，酣百战于城隅。拭残碑而洒涕兮，大节堂之渠渠。城之南峨冢兮，羞芹藻而荐芳。风潇潇而蓬偃兮，日黯淡而无光。跪敛袵而载奠兮，慨今昔而靡忘。”余阙死了，给他们留下的，是无法平复、“今昔而靡忘”的伤痛。余阙夫人蒋氏，女儿安安，赴井死，长子德臣溺死于后园之深池，时人称其一门三节。李彦澄为余阙家一门三节表示悲哀：“奈何盗日益，困乏无完城。举室赴水死，忠魂殒天星。至今城池水，鸣咽衔悲声。”英雄逝去，留在人间的，是永远的悲声。
这些与余阙相交相知的人，是余阙的门人、同年、朋友，或因各种机缘与余阙有交集有往来。他们在诗文中展示的，是余阙御敌的不易，无人救援的艰辛，矢尽粮绝时的苦苦支撑，和余阙为国为民的鞠躬尽瘁。在他们笔下，余阙是有血有肉有情的人。他们关心、关注的，是余阙自身，感受的是余阙之死的伤痛。此外的东西，他们并不看重。
二
安庆保卫战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思考。余阙的英烈与周围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在元朝廷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情况下，余阙竟成孤军奋战。朝廷不援，同列坐观，反映出元末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弊病。安庆破后十年，元廷倾覆。人们反思元亡教训，以余阙殉难为视点，深刻批判与反思元末政治。有些批判，直指朝廷与皇帝。在批判中，彰显余阙个体的人格价值。
元末政治混乱，官场倾轧，政权几乎分崩离析，手握军权者拥兵自保，苟且偷生。士人们借悼念余阙，对此作深刻的揭示与批判。当时红巾四起，势若鼎沸。朝廷的高官、军队将领，却贪生怕死，敌至而遁，或望风而降。人们对他们已经完全失望，贾良在《余忠宣公死节记》写道：“承平日久，武备不修，一旦兵起淮、汉，为臣子者，或拥兵自卫，或望风而降，于是中原失守，而忠臣义士几何人斯？”谁是朝廷干城，能扶大厦于将倾？吕谦云：“群凶日夜相聚呼，近郊壁垒先逃逋。”守城者敌未至先弃城而逃，真是莫大的讽刺。对于余阙的奋力抗敌，本应同仇敌忾，却个个作壁上观：“彼列城之数十兮，各食足而兵完。胡不自奋于忠义兮，乃窃比于贺兰。谓怀禄以固位兮，可免死而偷安。”贺兰指的是贺兰进明，唐张巡在睢阳被围时，令南霁云乞师贺兰，而贺兰却不肯救援。而今守城元将还不如贺兰，不仅拥兵自重，见死不救，还暴虐黎庶，贪纵虐民，甚至与红巾军相勾结。余阙的存在，就像暗夜中的亮光，他生有辉光，死得壮烈：“若吾余公廷心，钟光岳之灵气，有文武之全才，方气运之盛，黼黻大猷，焕然可述；当多难之秋，战守之功，鲜有俪者。及夫援绝城陷，竟能秉节不屈，视死如归，尤人之所不能及。”官场的种种丑恶，更显余阙孤忠形象之高大。
造成如此局面的责任，当然在朝廷。余阙在《再上贺丞相书》已深刻揭示：“比观诸将，略无忌惮，拥兵不战，谁与相督？寇至弃城，无复问罪。不惟不罚，甚又赏之，迁官增秩之功无异。故贼之攻城如燎毛，兵之拓地如拔山。”朝廷的纵容使官员更加放肆，他们贪图享乐，谋求富贵，因循苟且，置朝廷安危于不顾；正直清廉、殊死抵抗的余阙不为贪暴者所容，自然会被抛弃。
周霆震对上述现象做了深刻分析。在《古金城谣》中借对余阙的赞颂激烈批评元末世风时弊。诗序写道，元朝军备废弛，“盗发徐、颍，炽于汉、淮”，红巾军势如破竹，蔓延诸郡，“北来名将，相继道殒。丞相出督，步骑直抵高邮，事垂成以谗废”，吏治腐败，朝廷多任用贪鄙庸才，这些人视民如草芥，“虚张战功，肆意罔上”，最终“民日以敝，盗日以滋”。在周霆震看来，表面似乎强大的大元王朝，内部早已腐烂虚空。一个没有灵魂的政权，必然迅速灭亡。
这种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元末人普遍认为，是由于教化的缺失。如周霆震所言，那些方面大员，“漫不省君臣大义”，这是致命的问题，这些手握重权，本应为国家干城的人，缺乏对于朝廷，对于天下的责任感。天下一旦有事，再强大的政权，也会分化瓦解。元朝的历史正是如此。而由科举出身的进士官员，在乱世中，则表现出铮铮大节，这正是读圣人书、道德涵养的结果。时人杨维桢就说：“至正初，盗作，元臣大将守封疆者不以死殉，而以死节闻者，大率科举之士也。”管时敏则以 “一时忠义属科名”概括。这从反面揭示了元朝治理的重大失误，后人也高度认同他们的看法，清人赵翼《元末殉难多进士》指出：“元代不重儒术，延佑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他列举了以余阙为首的16位死难进士，然后说：“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
在道德沦丧的元代官场，面对余阙的大节，诗人们感叹：“百年深雨露，一士独英雄。甲第声华旧，文章节概中”（这里“甲第”为“甲科”之意），“大节不可夺，斯为儒者俦”，“百战死城下，向来一书生”。余阙作为一名儒士，在忠节观念激励下，在大厦将倾、孤木难支、国家危亡之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守城不遗余力，殉国感天动地。诗人文章家洞察元末的吏治腐败、文教不行等社会问题，借余阙死事做深刻的社会批判。
三
余阙的人生经历无疑是一个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忠义之士的悲剧。元明之际的士大夫与余阙同处一个时代，感受着余阙的困境，各自进行着艰难的人生选择。余阙的殉难，引发他们强烈的心灵震撼，激发或喊醒着他们的道德感，进而反思自己的人生。
生活在明初的士人，经历不同，处境各异，有人遁迹山林，有人应征不仕，有人出仕新朝。这些人情况复杂，不可能一一介绍。这里尝试把他们分为三类，每类选一二代表作简单分析。一类是与余阙志同道同，而不能与余阙同有作为，因而自惭者。一类心恋旧朝但不得已而与新朝合作者，作为新朝人面对余阙而内心纠结。还有一类入仕新朝，颂扬余阙其实是颂扬新朝对余阙的表彰，借此为自己寻找心理平衡和道德解脱。
第一类以李祁、丁鹤年为代表。李祁为元朝进士，入明力避征辟，隐居山中，自称“不二心老人”。在《青阳先生文集序》中记叙了他与余阙的交往。两人为同科进士，李祁为左榜第二，余阙为右榜第二，在皇帝赐宴时接肘同席而坐，此时李祁“与廷心无甚相远”，之后李祁丁忧，沉沦下僚，而余阙“声光赫著，如干将发硎，莫敢触其锋。文章学问，与日俱进，如水涌山积，莫能窥其穾”，李祁“去廷心始相远”，再后，“遭遇时变，余以母忧，窜伏乡里，常恨不得乘一障以效死。而廷心以羸卒数千守孤城，屹然为江淮砥柱者五六年，援绝城陷，竟秉节仗义，与妻子偕死。生为名臣，殁有美谥，于是余之去廷心，又大相远矣。”自己与余阙的巨大差别，就是在危难中没能挺身而出，为国效死。同是元遗民的丁鹤年，元末避地四明，转徙逃匿，明初定居定海海边，“至顺帝北狩以后，兴亡之感，一托于诗。悱恻缠绵，眷眷然不忘故国”，所作诗文，“一篇一句，皆寓忧君爱国之心，读之不知涕泗之横流也”。他眼见亡国而难立寸功，没能追随余阙为国效力，在《过安庆追悼余文贞公》中，诉说着自己的感动与遗憾：感动的是，余阙殉国，“三千将士皆从死”；遗憾的是自己“愿为执鞭生不遂”，只能“临风三酹重沾缨”。
第二类以刘永之、王伯贞为代表。刘永之虽然没有在明朝做官，但也出于无奈同新朝合作。他于明初应征入京修礼乐，礼书成，以疾辞归。生活在易代之际，他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朝廷的征辟难以拒绝，另一方面作为前朝人，君臣之义使他无法坦然出仕，复杂的心境下选择了应征而不仕，这种进退两难的心理也表现在了赞颂余阙的诗中，在《美余廷心元帅》中写道：“而我负奇志，早岁重周旋。何由吐寸画，抚剑当尊前。捐躯赴国难，庶以慰煩悁”，如果能像余阙一样为国捐躯，那就不至于如此烦闷，无奈又纠结。王伯贞表达的更为直接，他高度赞颂余阙守城时“力屈心逾壮，时危义不亏”。面对余阙，反思自身，他悲从中来：“高风不可及，题句写余悲。”
第三类以王沂、张绅为代表。王沂有《安庆谒左丞余廷心祠》，诗开头说：“百战孤城陷，先生独有祠。”“孤城陷”是旧朝时的无奈，“独有祠”是在新朝的宠荣。“已矣英雄死，伤哉国步危”，旧朝大势已去，英雄也无可奈何。“苹藻遗氓荐，松楸过客悲”，旧朝是一个悲哀的时代，留下的只能是悲哀。而后是改天换地，乾坤一新：
乾坤新历数，社稷旧陵夷。传入今朝史，歌余古乐祠。有怀因感激，千载重民彝。
其意已经主要不在赞颂余阙。尽管诗人与余阙生死两隔，但进入新朝，同享恩荣，这要感恩戴德了。因“重民彝”而重余阙，倒是揭示了事情的实质。张绅出仕明廷，他在赞颂余阙的诗歌中直接写道：“大明当天四海同，天子垂拱明光宫。旌忠敕赐将军庙，共道豳公胜夏公。”“豳公”（明朝对余阙的追赠）胜“夏公”（元朝的追赠），且新朝还为余阙建庙，是新朝对待余阙胜过旧朝。照此推理，余阙在天有灵，应以入新朝为幸。自己入仕新朝，是良禽择木而栖，于是在道德和心灵上，都获得了解脱。
这三类人，从政治态度、道德意识看，第一类最接近余阙，第三类离余阙最远，第二类处于中间。但作品的基调正好是反序：第一类自惭，第二类纠结，第三类堂皇。而读者的感受，却又不同，自惭者令人感动而起敬，纠结者令人同情而叹息，堂皇者只是堂皇其言，内心其实也很矛盾，他们的心理也是复杂微妙的。
余阙是一面镜子，三类人都在镜子里照见了自己。面对自己的形象，有不同的心理反应，这些可以在他们赞颂余阙的诗文中品读出来。
四
元明易代，新的政治环境赋予余阙以新的政治与文化意蕴。与元末肯定余阙个体的人格价值，批判社会，指斥朝廷相反，在入明的一部分文人笔下，余阙被异化为一个忠节符号，他所代表的文化意义，是士人对朝廷、对他所属政权绝对的忠贞。消解了个体存在的价值，强化的是政治依附性价值。明朝尚未立国，吴元年（1367）朱元璋就为余阙立庙，敕曰：“自古忠臣义士舍生取义，身殁而名存，有以垂训于天下后世。若元右丞余阙守安庆，屹然当南北之冲，援绝力穷，举家皆死，节义凛然。……自昔忠臣义士必见褒崇于后代，盖以励风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岁时祀之。”这道敕书，为明初赞颂余阙诗文定调。明初不少诗文，都聚焦于余阙死节的价值。如吴当《挽余忠宣公》：“纵然身活到今日，未必人生无死期。一片精忠元不改，男儿到此是男儿。”殉难似乎是一个不应错过的机会。入明出仕的徐谊写道：“舒州老全节，全死胜全生。”活着反倒没有意义了，生命的价值完全可以忽略。出仕明廷的韩守益云：“千年家世无华冑，一死声名重泰山。”吴伯宗赞颂余阙：“生死固关伦纪重，简编千古令名垂。”他们认为余阙死得其时，人生价值正因为殉节而得以实现。
从根本上说，明廷所表彰、祭祀的，明初文人所赞颂的，已经不是余阙这个具体的人，而抽象化一个殉节者。余阙已经变成一个符号，一个可以借以宣扬忠节、强化纲常的符号。如童冀《过安庆谒余忠宣公祠》所言：“余公东来植纲常，民心险固逾金汤。”“举室效节沉沧浪，声名日月齐辉光。新朝褒忠劝贞良，作庙秩祀严烝尝。”宋濂《题余廷心篆书后》有云：“其忠义之气可以惧乱贼，清恶厉，天地因之以位，君臣籍之以定”。韩守益也有诗云：“赖公大义扶名教，炯炯精灵不泯磨”。
历史有时就是如此怪异。余阙是元臣，他效忠元廷，但被朝廷无视。代元而起的明朝，则大力表彰他的忠节。在明廷看来，他效忠的是哪个王朝不重要，王朝的概念也抽象化了。元王朝与明王朝，都是王朝。作为臣子，就必须对他所属的王朝绝对忠诚。明王朝与前朝忠臣，错位匹配，也可构成一对“君义臣忠”的两美搭配。所以，一些仕明文人，在赞颂余阙的同时，总不忘颂扬明太祖朱元璋，颂扬明廷。“元网一解不可纽，天运将归大明主。……圣朝立庙显忠烈，千古流芳载青史。”著名诗人林弼在游览安庆时作《安庆府》诗，其中写道：“封墓昭圣德，建祠励臣忠。百年等一死，千古留清风。”他们赞颂明朝为余阙立庙，赞颂朝廷表彰余阙以推行教化、振励纲常。总之，朝廷是圣明的，皇帝是圣明的。余阙的价值，就在于以自己的死，为后代臣子树立了一个忠臣节士的典范，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朝廷、忠于皇帝的典范。至于个体的存在与否，那是无所谓的。
还有人费尽心思挖掘朱元璋与余阙之间的关联。元明之际人所作余阙传记类文章6篇，分别为贾良《余忠宣公死节记》，宋濂《余左丞传》《元史·余阙传》，杨维桢《余阙传》，朱善《余廷心后传》，答禄与权《死节本末》，这几篇文章对余阙事迹的记叙大致相似，互有补充。但朱善《余廷心后传》有一则不见于其他文献的独特记载，记朱元璋传书赵普胜令其放行余阙买盐使者莫伦赤，并为其护行：
（至正十六年丙申）六月，莫伦赤市盐还龙湾，本朝（明朝）遣兵邀之。莫伦赤自称安庆使者，今上（朱元璋）闻之，曰：“余公元朝名臣，使当道皆若此人，天下岂有乱哉？”命诸军毋得侵掠，以礼宴劳而遣之，曰：“还告余公，善自为守。”且曰：“老赵在池州，素无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书与汝，至则以示其左右。”莫伦赤至池州，果为所扼。以书示之，赵省书曰：“但免汝一死耳，盐货不可得也。”悉为所掠，而莫伦赤遂得生还。
莫伦赤为安庆判官，余阙遣其市盐浙东。这则材料是说朱元璋传书赵普胜，使莫伦赤在途经赵普胜所据地池州时，保全了性命，朱元璋还在与莫伦赤的交流中赞扬了余阙。朱善在传记最后还写道：“抑吾于莫伦赤一事，又有以见主上宽仁大度，能成人之美如是，其成混一六合之功也，宜哉！”这篇传记作于1380年，我们已无从考证这则材料的真伪，作者要说明的只是一点：在余阙生前，已经得到过圣明皇帝朱元璋的关爱与赞扬。
易代以后官私对余阙的纪念活动仍在继续。吴元年（1367），朱元璋在安庆为余阙建祠祭祀开始，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令余阙侄婿李宗可陪祀，正德元年（1506），在余阙出生之地庐州设置祠堂，嘉靖年间增祀与余阙共赴国难的二十余人。在余阙的出生地合肥与殉节地安庆，修筑了五贤祠、青阳书院、余阙墓、尽忠池、风节井、大观亭等。这些褒崇行为，都是为了宣扬忠节，强化君权，顺便颂扬明廷及皇帝圣明。正统年间举人王谏道：“功勋幸遇皇明表，大节从来矢不违。”明孝宗时期的丁程云：“圣朝褒祀明如日，山水增光风烈殊。”这些诗文中的余阙，是一个遥远且高大的偶像，这偶像散发着光芒，但其光芒来自于皇帝神圣之光的照耀。
结语
在元明之际，士人颂扬余阙。由于身份不同，人生经历各异，以及现实政治的影响，他们的诗文中展现出多维度多元化的寄托。他们或表达伤痛之感，或诉说心绪，或批判社会，余阙的形象逐渐从情感载体向忠节符号演化。元明之际士人复杂的心态也在其中体现。
余阙是色目人，族籍是西夏唐兀氏，他自署“西夏余阙”。在元代，色目人是一个重要的身份。但在赞颂他的诗文中，这一身份被忽略了，另一个身份却被突显——儒士。这说明，就余阙本身说，作为进士，他的儒士身份已经超越色目身份，成为其主要身份色彩。而他的殉节，与儒者节义观深刻相关，而无关乎色目身份，正如清人顾嗣立所揭示的：“爵禄豢养之恩，不如礼义渐摩之泽。”就元代社会说，经过数十年的民族交融与文化融合，随着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深入，文化一体性意识已经形成，华夷观念已经比较淡薄，君臣之义远重于华夷之辩，色目身份不再受到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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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3-2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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