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地铺

王泽生 · 发表于 2015-8-23 02:19

打地铺
（2015-8-19下晚做材料，次日下午成文，22日夜收尾）

雨，下了一昼夜，昨下午终于停了。太阳，猫够了，才睡眼惺忪遛达出来。
这一场雨，秋味拥满了半座小城，草木一滴滴见黄起来，季节一下子变得短促，而又意味悠长。
已经快一个月了，我一直在打地铺。就是那平板的折叠床，没铺什么褥子，裸着床板，光着脊梁骨，横躺竖卧的大睡。这办法好，好似席地而卧。
起先，对着灶房水龙头冲脸，要踮脚耸肩，不然不够高，怕水顺脖子倒流、灌包。前两天，突然发现自己高了一截，腰快赶水龙头高了。我有些费解，也没在意，深夜醒来，才忽悠一下想到必是硬板床的功劳。
板凳须坐十年冷。寒窗十几年的苦坐，为何我没驼背，为何没近视眼，可能保持了健康的姿势之故吧。好比习武之人，胳膊总是距胸一拳。人能健康活着，需要一种好姿势。
这时，我想念父亲了，我残疾的父亲，永远驼背的老父亲。

我喜欢战争剧，战场救护伤员，那担架是活动的其实不好，最好的是门板。
故乡人有一种说法，但凡大梁骨摔坏的，股骨头坏死的，必须睡硬板炕。乡下老土炕本身就是硬板的，如过你驼背到一定程度的，是如何也平躺不得的。
父亲就驼背，大梁骨的中部有一个骨节，向外高高冒起，跟老树的伤疤一样，年深日久盘成了瘤状物。从这个尖端突然弯曲，父亲上半身猫向前，下半截在腿部又佝偻一下，躯干和下肢呈了一个反写的S状，这是最要命的姿势，是风湿病六十年如一日侵蚀的结果。他不能平躺着，如果平躺着，那就得翘翘着头，更更着脖子，努力抬着脖筋，那是一种刑徒的姿势。他偏不喜欢侧卧，偏偏仰卧，于是就枕着高大的枕头。大土炕硌腰，硌那道隆起的骨结，幸好有厚海绵垫子。
那骨结是重量的支撑点，长年累月磨出了老茧，给人强烈的冲击力，能感受到他生命的力量。父亲一生如沉重的骆驼，一步一趋，病痛始终与他血肉相连，但他性格坚毅如铁，如火热的硬板炕。我的老父亲，他一辈子的痛苦都是人生的珍珠。

2006年夏，俺邻居牛庆余摔坏了，腰椎断裂，一直坐不起来。
在他是个倔老头，炕上躺了小半年。我去看他，他儿子给他换药他才起来，涂抹云南白药，消炎而已。
那天，他愣是拄着炕席，向前硬撑起来，其实是肩膀向后倾斜，脑袋努力向前用劲这样坐着，却又坐不起来。那一刻，他背部露出了吓人的一幕，尾椎以上有一个烂的大坑，露着白花花的骨茬。他长时间卧炕，铺个旧褥子，时间一长，褥单子骨碌得黢黑。
夏天，在他家后屋檐下避凉，哄孙女，因为雨后屋后遮阴，地皮没干透。宅基地有些陡坡，邻居的猪拱柴禾垛，他急着去撵跌了一跤，当时好久没爬起来，没当回事，一直躺炕。下脊椎就逐渐红肿，化脓，只找了本屯的高文超打小针，弄些小毛毛药止痛。高是原联合乡卫生院大夫，卫生院就在本屯，他能有什么高超的医术呢。他建议去邻县绥棱医院，透透，就是拍片查查，可老牛家没钱。
老牛头两女儿，大女儿牛丽在大连打工，给拿了不太多的钱。二女儿牛华在俺公社的十六村住，拿的也不怎么多，反正是她亲爹能不拿两个么。他的独生子牛秀波，膝下一群女娃子，浑身镚子皆无，给老爹治病只能干瞪眼。他老伴老牛婆子，一辈子没下过庄稼地，没攒下钱，社会上也没什么人情关系，更借不来钱，只能无奈的看着老牛头瘦下去，日夜痛苦的呻吟，最后冬天里形如枯槁，屎尿在炕了。
在硬板铺上折腾了半年，老牛头没能挺过那个冬天。
我父亲说，如果有钱，老牛头也不至于死。是的，他死的太抱屈了！这年代那病还能死人，真是活见鬼了？

我很小的时候，我们两家在屯子后街就是邻居，一所三间草房一家一半，中间共用一个灶房，住对门。他家在东，俺家在西。
两家共用一个房门出入，一进正屋大门就是外屋地，两侧是两家的土锅台，没有任何的隔墙，两家人喘什么气都嗅得到。两家捞什么饭，炖什么菜都知道，这叫住对门。这是呼兰河很传统的居住方式，现在罕见了。现在都独门独院的，尤其进城者越来越多。
和老牛家住了十来年对门，那是1980年以前的事了。我二三岁就从爷爷的祖屋搬出来，爷爷给父亲买了个一间半，一直住到我满地跑。父亲分家出来，什么都没分到，仅有一处落脚的草屋，清身出户。
室内裸露着毛坯墙，冬天霜痂比墙皮还厚，棚顶被土炉子烘烤着，熏燎得漆黑，柁架挂着的灰嘟噜也是白的，寒气一颤一颤的，白花花的霜挂满了。外屋地空荡荡的，冷得直伸不出手，做饭时候哈气缭绕，云里雾里，满屋子白烟，就这么冷。
那年代，乡间大都那样，老土炕到后半夜冰冷如铁，所以，千家万户秋底必须准备足够的柴草。若不够越冬烧的，就必须自己动手搂柴禾，或是垅沟里遗落的庄稼叶子，或是杨树带里的落叶，或者到松树地划拉松针，或者秋头子打蒿子。那是个充满柴草味的年代，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柴禾堆积如小山。
整个冬天要烧火炕，特别是每晚睡之前必烧。大土炕是火热的地铺，俗话说“炕热屋子暖，睡觉盖羊毯”，指的就是冷屋子热炕，也冻不坏人，这是关东一大怪！

个人家这般拙朴，乡下学校也如此。直到我念初中，还是学生轮流生炉子，我家与学校一墙之隔，冬天，都是我顶着寒风提早到校，提前生炉子。
那是个笨功夫的年代，那时人不是不够聪明，可凡事下的全是笨功夫，也许笨是一种忠诚与厚道。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唐山大地震以后，俺那到处传言有地震，记得那些日子，整个薛家屯，整个联合公社，也许漫及整个绥北，夜间千家万户都睡到户外。那火红的年代，逢事只要上头一声号令，群众便能响应到天上去。俺家在院子一角打的地铺。
那个不平凡的夏夜，我真的感到了震感，记得是忽悠一下，大地荡秋千一样，那个瞬间永远铭刻在我脑海深处了。岁月如斯，四十年如一日，也恍惚一下过去了。
从小到大，我周围，不曾改变的只有天上的星星，如冰晶，如森林。也许是低海拔的缘故吧，故乡是平原，星星一年四季都又亮，又大。它们是我童年世界的一支静夜曲。
想当年，故乡的小院，满天星光灿烂，煤油灯亮若萤火，父亲话着桑麻，望着收成。二弟是调皮蛋，一刻也呆不住的，才三岁就显出这个天性，刚奶完，稍适安静一小会，大人才眨了一下眼，他又作闹起来。母亲就给娃讲瞎话，讲古，一直讲到大月当空。
打小我就是个安静的孩子，我喜欢静躺在老磨盘上，倾听四野的风。
每次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夜深了，村里不知谁家的狗叫个不停……惊醒的野鸟从头上嗖的一声掠过。等第儿日醒来，我总躺在炕上……窗外雾遁日出，阳光灿烂。

北大荒的夏天，什么也多不过蚊子，又黑又大又猛。所以乡间有熏蚊子的习惯。
太阳落山了，小土院里笼一堆篝火，或者说是怄一堆破烂柴，闷着火苗儿。烟雾袅袅升腾，盘旋开去，爬过屋檐，恰好蚊子小咬在那嗡嗡嘤嘤。大蜘蛛开始顶着露水和蛙声做活，它们地毯式的拉网，偶尔爬一下，之后久久岿然不动，它们是黄昏里的一颗颗静物。
一柱雾腾腾的黑烟，一家人凑在一旁晚餐了，屋里太热，热得豆角花窝瓜花都睡熟了。这样的夏夜，早年北呼兰河乡下，喜欢铺一些麦秸，人们即地而卧，厚厚的软软的暖暖的，这就是失传了的一种地铺。
那时生产队种麦子，千家万户各种柴禾一应俱全，什么谷草秫秸，什么包米芥子豆秸。还有自家闲暇捡拾的豆叶，树叶子什么的。乡村到处都是柴灰的味道，都是烂圪囊的碎渣渣，沤粪的原料也足。
村庄里除了干柴杂草，就是烧得一堆一堆的草木灰，菜园子里撒上它，茄子憋得大，土豆长得肥，谷穗上得成。

秋天还未到，老屋前面柿子红了，梨子也老早熟了。屋前有一棵老梨树，正好遮挡了窗子，鸟雀们糜集而来，啄食梨子。
父亲用一根长线绳穿起甜菇娘，挂在梨树上屋檐下，霜降过后，一经冻，滋味立刻迥然不同了。有人说人一见珠宝性子就变慢了。甜菇娘是野性的珍珠，吃上一颗，性子就甜悠悠起来。一颗一颗数下去，菇娘秧上面都是阳光。阳光是夜里酿就的，大片大片，露水似的璀璨。
老家的小菜园，是我的地铺，我的百草园，我可以仰躺在那，一粒粒嚼食甜菇娘。
夏天，菇娘还嫩青着就揪下来，用铁针抠掉果蒂部位的脐儿。再一粒粒把籽挤出来，掏空，弄成一个绿皮，就可以咬菇娘了。这是乡下小女孩子的口中之物，置于舌尖上，用巧劲吹成一个小气球，再压瘪。气流在舍间“嗞嗞嗞嗞”的响，就像吱吱的柳笛，就像蛐蛐叫，就像带响的泡泡糖。
四野辽阔，天长云白。那样的好时光不再有了。

故乡的地铺散着烟火味，有原始的乡村感觉，我喜欢。直到后来许多年，各家各户一直延续着此风。
每年扒炕抹墙，人们就在屋里土屋地上，垫上一大层豆秸或玉米秸，就着被褥，孩子们挤在一起。那时候孩子也多，谁家没三个四个娃子。娃子一多，就好比一窝断奶的小猪羔，吃食特别抢槽，清汤寡水的也香。俗话说人多吃饭香，就是这个道理。
三弟那茬生人，是赶在计划生育以前的末茬，再往后生的就挨罚款了。那时，谁家多超生一个，罚金就是所谓的社会抚养费，强制征收三万块。那是什么钱啊，那年头，钱不毛，实得很，三万块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了。所以，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兴起了一股中国风，超生游击队，俺这民间叫跑氓流子。俺家三叔就是，他举家北去加格达奇谋生，就是为了要个儿子。因为不举家逃难，当地乡政府就伙同派出所抓你家女人，到计生站结扎了。如果交不起超生费，就强制搬走你家东西，包括电视机等等，都弄到乡政府去。那时期的基层政权简直就是土匪。俺们屯子的韩某，是乡上计生站站长，手段惨烈，得罪了不少人，也发了一些小财，毕竟有贿赂他的。毕竟，用大四轮子抓人家婆娘，一刀给断子绝孙，这是最缺德的事了。
三叔那代人，观念还相当守旧，他坚信养儿防老，没儿等于断祖绝孙的哲学。他思想还没有开化，哪像现在的年轻人看得开，就是奖赏他们生育，他们也会断然拒绝。真是前后三十年，河东河西，两代人不同啊。
过去虽然穷，但生存压力小。中国人穷困的时代，精神生活贫乏，就剩到黑天夫妻之间的房事了，所以那时候，孩子生的跟猪娃似的，都一窝一窝，多者十来个并不鲜见。现在那代老人回忆起来，忆苦思甜一般，振振有词，那是他们的荣耀。

久住令人贱，频来亲也疏，惟有生养我的硬火炕不这样。我是睡着硬板炕、打着地铺长大的。
十七岁那年，我离开老家，到县城念重点高中。高一和高二上学期，老一中还没有西迁，故址在今绥化九中那，宿舍是一所工字房。中间一条南北大走廊，左右两厢是两排大筒子屋，每间能住三四十人，真是集体式的共产主义生活啊。
冬天，大雪盖住了山川和小城，阳光晃在雪地上刺眼，就冷到分了。宿舍里，铸铁暖气贴着窗台根不起任何作用，玻璃结满大冰花，再厚下去就成硬痂了，白花花比指头还厚，挡住了视线，一连好几个月不化。三角铁的架子床，一张上下双铺四人，连草甸子都没的有，只有大木头板子，只能铺自带的大毛垫子。晚上9点铃声一响，下晚自习了，宿舍的钢筋铁们打开了，活似个监狱。农村住宿生蜂拥着归宿，白炽灯亮到十一二点，有夜间加班加点用功的，一过半夜就开冷了。因为锅炉房的老黄头要睡觉，他压上锅炉，醉着酒不知所以然了。
寒气从水泥地面拔起来，直透那硬板床，半夜冻得腰疼，冻得直搓手指肚。冷得天昏地暗，俺家也穷得天昏地暗。那时候，绥化一中的食堂还很实惠，每顿我就吃大馇子，两毛钱一大饭盒，二分钱一个咸菜疙瘩，伙食是全校最不好的。饭票一毛钱是白色的，塑料很硬，还有五分钱的，绿塑料比较薄一些。记得还有二分钱的，是蓝色的。每到周五，食堂伙食科那个黄姓管理员开始忙，坐在窗内给学生兑换，大都买一次10块钱的，够吃一个礼拜，那时饭菜真便宜。
班级里，城里生管乡下的一律叫北佬，因为各乡镇大都在绥北。乡下生也不敢贫贱，自称老客，这个词汇来自屯子里。那时候，乡下把南方来收黄豆的老板叫老客。城乡差别直到考上师专才消失，因为师专是个小社会，学生之间有了小山头，江湖色彩浓郁。
在绥化师专困扰我的，还是生存问题。为此，暑期我当过民工，在建筑工地打过地铺，那些日子是极端的苦。都说劳动是人生的必修课，可我感到自己就是奴隶。从那时我开始做奴隶，二十多年如一日，流浪至今。我流浪进这座小城，已经七八年了，现在仍然奔走于红尘深处。我的人生路曲曲折折，是墨一般的黑。
飘泊的日子里，老屯就是强大的磁场，乡愁就是万有引力。我的村庄，家里人都习惯叫老屯。

心安无处不故乡，浪迹这么多年，现在很厌倦了。但一想到写作，还是喜欢到生活的深处去，到平凡中去。最近新闻里说，郑州民工在大桥下打地铺；上海大学开学，新生家长体育馆里打地铺，如可以亲自体验一下，一定很有感慨。
前不久，大热的晌午，我目睹到小城里的民工，午休就在阴凉处，在街边贴地横躺。闹市街头，他们毫无顾忌，那么坦然，换做我是抹不开面子的。今年立秋了，天似火炉一样发威，气温节节攀升。他们劳累一上午，随遇而安，这是身份所致。我则躲在家里泡凉水澡，抗暑，与之相比，我突然感到渺小。
这让我想到2012年6月，我病重住院，高热难耐，那年夏天来得早。凡是护理的都打地铺，用那种泡沫拼图，或租折叠床（带被褥的每晚20块钱）。三弟在医院陪护我，10块钱租折叠床，被褥却不舍得租。有时病房里打不开地铺，三弟就到楼道里。
当时，病情凄风苦雨般吞噬着我，我也感到再没活路了。全家都懵了圈，都真以为我真没救了。一夜之间母亲满头沧桑，好似遭了天大的劫难，变得沉默寡言。我饭量锐减，更加皮透骨的瘦，瘦得浑身没一寸力气，连站立都累，站不住。电话里，远在山西的父亲说，最大的忌讳就是不能吃饭，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猛吃。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不喜欢吃，而是吃不消。
现在回想那段日子，真似羊肉泡馍值得回味。不，更像大蛋糕上津亮的奶油，记忆时不时的溢出来。
实现温饱了，小康了，可打地铺的年代并没有过去，弱势群体还在打地铺。现实世界很严酷，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

饥荒的年代，穷人家穷得买不起铺盖卷。据母亲说，父亲八九岁，在关内曹县老家，就睡在地上，一把白草一块木板打地铺。就是那时候，大人们谁也没在意，父亲坐下了一生的病痛，老风湿腿、关节炎。
1958年大饥荒，据长辈们说，关内死人遍地，沟旁村口，尸首随处可见。吃死人肉的，大大有之，饿的，不吃不行啊。据说一个大饼子，就能换一个媳妇，这是真的。还有卖儿卖女的，这也是真的。
人肉熬了都是荤油，人吃了窜稀跑肚。明明人不能死，可吃了人肉，就活活给窜稀窜死了。人肉是毒药！这是爷爷奶奶说的，叔叔们说的，我父母说的。这个，的的确确，千真万确是真的。
他们目睹了一批批人倒下，饿死的，或许他们吃过人肉，但还是幸运，逃荒到东北捡了一条命。在关内父亲得了风湿，还把风湿病带到了东北。发虽千茎白，心犹一片丹，现今父亲年近古稀了，仍旧顽强地炽热地活着。可风湿病发展到了极致，股骨头长满了骨刺，病魔正在蚕食着父亲的生命。
绥化小城，今夜，潇潇夜雨似油蛉，凄凄雀子三两声。我突然想念父亲了，他佝偻成弯弯的句号，病魔针刺一样，可他却意外顽强，他是一棵松针累累的长青草。我想，今年我不会等到冬底了，可能最近我就西进看老父亲去。往年把此事一拖再拖，一直荒疏下来，如果再等到大雪把土地盖住了，千山鸟飞白，就怕等得太久了。
天地万物逆旅，光阴百代过客。故乡的河弯弯曲曲，穿越时光的峡谷，卷走了所有的悲伤和痛苦。亲情是一个人永远的故乡。今年一夏天了，父亲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反复在电话里让我去，他很是念记我。

对镜自怜，老之将至，年龄是一件最令人无奈的事了。
这个夏天，我不睡床，只是睡地铺，楼里死闷死闷的热，尽管有纱窗。地板会吸附潮气，住楼上也是如此，我家靠卫生间那边，大厅一角，地脚线开裂了，变形了，就是潮湿所致。
一次次社会变迁中，我们老去，故乡老去，老屋老去。
乡下，我的老屋，曾是一位壮汉，老了佝偻着身子，仿佛被打折了腰，发出一阵阵的呻吟，终于在前年倒塌了。关于故土的一些记忆，顷刻空壳起来，我急急走近那座废墟，寻找沉埋的往事。
那空了许久的故园，飘起过我童年的炊烟，好遥远。那时日子好简单，仅有一些生活必需品，柴米油盐之类的。有了这些，老屋一下子繁华了起来。日子是一个发酵的大面团，蒸出的馒头格外有嚼劲，因为生活就是用来灿烂的。
我他乡的老父亲，再不能回到故园，故园已经荒芜。他是一头老掉牙的耕牛，满口牙床子，咀嚼不得硬东西。他老了，老得满头白雪，看着白得让人心惊肉跳。那白，多么不堪重负，多么动人魂魄。我想到一句古语——知白守黑，父亲把青春岁月全交给了儿女和病痛，一辈子他守住了勤朴，换做我，万万是守不住的。
暮年的父亲，“知白守白”，又何尝不被病痛所煎熬，又何尝不奋力一搏，而能延缓着生命的长度。这个时代，守拙的人不多，守住一点本真的人更不多。
父亲在老屯里有个绰号，都叫他王大白，因为父亲天生长得白净，又排行老大。其实这外号不打紧，倒是人如其名，他一辈子守住了一种美德。我坚信，黑是一种美，白也是一种美。与父亲相比，我是个精神的矮子。

乡下灯火是夜的眼睛，一串串浓浓淡淡，打地铺是乡风旧俗。城里很少有这东西。这是一座鬼城，几乎所有的时间，我都深居简出。我怕见光，怕阳光一晃，怕乡愁立刻死灰复燃，如火如荼烧起来。怕乡愁的火焰吞噬了自己。
行走在街头，我被迫戴上虚伪的“面罩”，使自己努力保持着镇定和从容。每当乡愁来临，就都是一场疫情，一场场叠加下来，伤痕累累，治不愈，伤口还痛。
现在中国农村大不如三十年前，没什么人气味。农耕虽然进步，实质是退步，这一点谁都知道，乡愁也在沙漠化。乡愁，是狭长的乡间路，是高大的阔叶的白杨树，是风一吹哗啦啦响个不停的青纱帐，是海浪声响的雪夜，是一丛丛不知名的野花儿。乡愁是一颗颗熟透了的土瓜，烂漫油香。
乡愁就是那活生生的村庄，就是那新娘子，先做媳妇，再生满地跑的娃娃。
一个城市没有乡愁是缺憾，没有一些怀乡的人也是缺憾。人活着有个喘气的地方，容身之所，足矣，可没有熟稔到骨子里的东西，是绝对不行的。如果我们的文化是这样，有句歇后语说得好，厕所旁边打地铺——离屎（死）不远。呜呼！一个社会不可如此，一个民族不可如此，万万不可如此。
我的父亲是穷人。毛泽东时代，怎么看，都没有穷人这个概念。那时，大搞社会主义建设，诸如铁道兵工程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可谓艰苦倍至。乃至修塘开渠，也有万人大会战。那时，普天之下都打地铺，真是都心甘情愿，因为他们怀着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精神的力量能战胜一切。地铺是一个时代的气节和根魂，是一个人的性格和底蕴。
我讲述的都是生活中的一些零散的碎片，也只是些简单的叙述。风与俗传承着民族的坚实，纯天然的东西最能展现人与自然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