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诗学的记录性取向及其诗学史意义

扬之水

嘉道间诗话更多地是让我们看到艺术批评的弃置和理论思考的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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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创新这么缺乏信心，诗话当然就更提不起理论的兴趣，燃不起批评的热情，只能用记录性书写留下一些不无史料价值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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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诗话的这种低迷状态与缺乏才识卓荦的作者有关，实际上更具有决定意义的背景是袁枚的性灵诗学在消解传统诗论之绝对价值的同时，也解构了所有理论体系的基础，使以后的体系构建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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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化理论和批评色彩，缺乏醒目的理论创新，丧失群体性的理论主张，甚至仅剩的一些个人活动和有限的诗学话语也呈碎片化状态，就成了嘉道诗话的宿命和常态。无论是作者自序还是他人作序跋，都会有意无意地突出和强调诗话应该是一种记录性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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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记录性书写很容易堕入流连光景的记录和风流自赏的追怀，而客套应酬、标榜声气更是无法避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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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写作形成这种局面，绝不是缘于作者缺乏品评诗歌的能力和见识，而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诗话写作秉持记载为主的观念，单纯付之以记录性的笔墨。

扬之水

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精神，但却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历史编纂兴趣来解释其文献功能。因为，从那个社会动荡变革的前夜到外寇入侵的多事之秋，记录性书写对人们已有了不同于往昔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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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人诗不可不恕”的原则实质上就是“以诗传人”的翻版，严格地说已不是基于文学标准，而是出于一种以诗歌为生命意义所托的人生观。

扬之水

嘉道间部分诗话的作者正在做这样的努力，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论证诗话具有历史记载的功能，可以升级为带有史传品格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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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诗坛其实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诗话观，一是源于章学诚的无以复加的贬斥，一是出自赵慎畛等人的无以复加的推崇。两者虽并行于世，但后者却是对前者的一种反拨，试图以升级记录性书写的功能来提升诗话的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