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家衰落、民不聊生的中唐时代,元稹能充分肯定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无疑是正确的,是有其首创之功的;千年以来中国的古代诗歌作者以杜甫为自己创作的楷模,而相当多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者也把杜甫的诗歌作为自己必须关注的研究对象,而第一个高度评价杜甫与杜诗的人则是元稹。杜甫的诗歌今天早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像中国人都知道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泰戈尔一样,世界许多国家的人们也都知道中国的杜甫与屈原,熟悉他们的诗歌,而第一个高度评价杜甫与杜诗的人则是元稹,功不可没。还应指出《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对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理论文献----白居易的《与杜甫元九书》的写成,有着不可抹杀的重要作用。 当然元稹改变早年“李杜诗篇敌”的看法,转而认为李白不能历杜甫之“藩翰”,是对杜甫的过分偏爱,确有不当和片面之处的。这种偏爱这种不当,是与诗人的世界观及其文学理论紧密相连的。杜甫诗歌中不少作品是对人生的写实是对社会的讽刺,但李白作品直言人生的就并不多见,而常常以浪漫的笔调抒写自己的所思所想,从而曲折地反映社会的黑暗与个人的不幸。这是两人的区别所在,但各有所长,厚此薄彼是不公正的,扬李抑杜是不合适的,扬杜抑李也是不合适的。但这是古人认识与喜好上的差异,无法强求古人。就元稹和杜甫而言,杜甫只是忍不住要说老实话,自己并无多少文学主张;而元稹不仅说老实话,而且还要提出他们所以说老实话的理由,亦即他们的文学主张。这也是两者的不同,而后者无疑比前者更进了一步。 元稹贬职江陵期间,在诗歌创作方面是丰收的,在文学理论方面是有贡献的,这是元稹现实主义诗风成熟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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