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我赋物：梁陈文人的创伤记忆与功能性书写

扬之水

极力粉饰文学叙事与真实经历的矛盾，是为了尽可能地隐藏、回避一件事实，即萧梁文人对于侯景之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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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铿《晚出新亭》
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
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
遥然一柱观，欲轻千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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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景之乱发生后，文人以创伤经历作为诗文的叙述对象。围城之内的萧纲以“感恨”为书写模式，试图整齐时人对侯景之乱的认知，以此凝聚集体；围城之外的江总、庾肩吾、阴铿等人则以“追思”为书写模式，塑造社会中的自我形象，借此重回集体。不过，“感恨”与“追思”并非完全割裂，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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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人的滞北经验并不具备普遍意义，意即他们的“创伤”并不一致，而是具有独特性的。尽管其叙事角度均倾向于国家毁灭的过程与羁臣身份的解释，但此已非乡关之思所能概全，而应该进一步细化他们对自我经历的“解释”——被乡关之思所遮蔽的身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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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北文人与南朝臣民即使居住在不同的地方，但在精神上共同依附、寄托于建康，故能持续拥有同样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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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铭记先祖播迁江南的经历，以保持自身重返江南的希望；二是从先祖事迹中寻求相似的异地他乡经历，借此弥合因战乱而断裂的家族归属感；三是将个人行为与思想限制于忠孝的家国意识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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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创伤经历是为了不被遗忘。于是滞北文人借助回忆来展现自己过去的经历；并在长篇的书写中，逐步隐匿自我；最终基于对创伤的共同理解，凝定为社会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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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滞北文人利用这些“回忆中的形象”来塑造自己，解释自己入北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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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滞北文人在文本中使自己的经历变得“可见”，但隐匿了“自我”；而在《哀江南赋》《观我生赋》中，自我叙事则愈来愈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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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颜之推描述创伤的过程时，运用了大量的典故，其目的一是为了形成第三人称视角以取代此前的第一人称视角，对创伤进行批判和解释；一是通过文化记忆，将之建构成南朝人共通的历史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