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我赋物：梁陈文人的创伤记忆与功能性书写

扬之水

由于寓南文人大多具备“贰臣身份”，他们挪用了最熟悉的手法——借由赋得诗来延续承平幻想。这也就导致了陈代赋得诗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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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得诗是到了梁代才开始在文人雅集、宫廷宴会等场合中大量写作，而至陈代达到了写作高峰，其游戏形态更为精细化。因此，赋得诗更能够反应梁陈诗人的写作心态。从题目来看，梁陈赋得诗出现了从赋物转向赋前人诗句的倾向，代表着诗歌的内容益发局限，文学竞技的功能则益发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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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人诗句为题的赋得诗，写作内容或是以原诗主题为背景，或是根据原诗句涉及的物象、意象发挥，这种写作方式是对文人抽象思维的极高要求，同时也造成诗歌抒情功能的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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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破题，其次聚焦于物象描写，最后再叠加关于物象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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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代赋得诗中的个人情感不断地弱化，诗人往往以铺陈取代寄兴，以用典取代比喻，诗歌的结构也愈来愈程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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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陈时代的文学演进路径因此出现了分歧，一是哀伤悲痛的乡关之思，另一是渐趋程式化的文学游戏。二者之间看似并无联系，但通过重构当时文人的创作语境，我们发现二者均源于相同的创伤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