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的诗歌创作与其《沧浪诗话》面面观

程旭

郭绍虞先生的话切中肯肇：“时人常以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诸语以为入禅。这些诗句在沧浪看来也正是所谓别趣。从这样讲，所以理语和理趣有别，禅语和禅趣有别。理语禅语讲得死，理趣禅趣就说得活。故潘德舆所谓‘理语不必入诗中，语境不可出理外’，正是很好的折衷论调。为什么理语不必入诗中？即因为理语属逻辑思维，不合形象思维的要求。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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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语和禅趣的区别，也正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区别。正因为诗歌属于形象思维，所以能从形象中说明事理。而如果一味地谈道理说逻辑，自然使人生厌。只是当时没有这种专业术语让严羽加以说明，故此他只好一律以“妙悟”统而言之，其以禅趣入诗的诗歌创作与其反对以议论、以理语为诗的诗论并无矛盾之处，反而是严羽诗论中极有价值的一部分，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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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羽的“模仿说” 之利弊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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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羽对自己的诗论自视颇高，最为矜重的就是《诗辨》：“仆之《诗辨》，乃断千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而其诗作却并不高明。严羽的诗歌有着明显的模仿痕迹，甚者亦步亦趋。胡应麟认为严羽“识最高卓，而才不足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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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羽亦有自知之明：“仆于作诗，不敢自负”。一般认为严羽理论上尊重唐试，其诗歌创作亦以盛唐为法，偏重于妙远。《四库全书总目》卷163称：“羽则专主于妙远，故其所自为诗，独任性灵，扫除美刺，清音独远，切响遂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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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如“空林木落长疑雨，别浦风多欲上潮”、“洞庭旅雁春归尽，瓜步寒潮夜落迟”，皆志在天宝以前，而格实不能超大历之上。由其持“诗有别才，不关于学；诗有别趣，不关于理”之说，故只能摹王、孟之余响，不能追李、杜之壮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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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知行合一，自来只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严羽的诗歌也不是全然的不可取，但是他的诗歌成就不高归根究底还是和其创作理论上的偏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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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说他“论诗着重‘透彻玲珑’、‘洒脱’，而他自己的作品却粘皮带骨，常常有摹仿的痕迹；尤其是那些师法李白的七古，力竭声嘶，使读者想到一个嗓子不好的人学唱歌，也许调门儿是没弄错，可是声音又哑又嘶，或者想起寓言里那个青蛙，鼓足了气，和牛比赛大小。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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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南宋末年，严羽对本朝的诗歌已经作了公允的结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因此他说：“最忌骨董，最忌衬贴。”“严羽看见了病症，却没有诊出病源，所以不知道从根本上去诊治，不去多喝点‘唯一的源泉’，而只换汤不换药的‘推源汉魏以来而决然谓当以盛唐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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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他然把流当作源，他并未改变模仿和依傍的态度，只是模仿了另一个榜样，依傍了另一家门户。⑥”